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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亚投行侯任行长金立群、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等解读政府工作中的王牌计划，受到包括外交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张业遂众多政治、学术、金融领域人士的一致首肯和推荐！
“一带一路”是政府工作中的王牌计划，将主导中国未来30年的政治、经济、民生、外交及产业大趋势。
无论是数据分析，还是宏观措施解读皆源于上层建筑的全新动态。
官方解读+大众视角评判，内容详实，观点犀利，有破有立。
为企业及机构提供应对中国战略转型的指导措施。
清晰了解国家战略路线图，抓住利好政策，合理规避产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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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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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一带一路”为核心，从战略格局、亚投行、金融崛起、大国外交、产业趋势等角度切入，深入讲解中国在不断变换的世界形势中的战略选择与应对；从当前政府工作入手，逐步分析“一带一路”的制定思路、核心内涵、实现方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最终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带一路”是国家大战略，对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带一路”引领中国》一书由中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社科院、国务院研究中心、商务部等专业人士集体创作，如张业遂、金立群、林毅夫、汤敏、葛剑雄等。全书以先宏观，后具体措施的原则对“一带一路”进行总分式解读，兼具官方与大众双重视角，内容权威，观点严密，措施精准且落地性强，对各地如何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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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金利群，迄今为止第一个以副部级高官的身份担任亚行副行长的中国人，也是亚行自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的副行长。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中投公司监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2015年6月正式提名为亚投行候任行长中方候选人。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林毅夫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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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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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第一章 “一带一路”战略新格局
“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一带一路”为什么是中国？
“一带一路”大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与推进思路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
“一带一路”中的三个关系
“一带一路”并非推翻现有国际体系
关于实施“和谐世界计划”或“共享发展计划”的建议
第二章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
亚投行是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
全球辩论“亚投行”的三点启示
全面破解亚投行背后权力的游戏
亚投行朋友圈怎么玩
亚投行：中国的金融外交战略
亚投行不是“老王”和“新王”更替的象征
第三章 “一带一路”金融崛起
用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境
“一带一路”的经济金融效应
金融引领与“一带一路”
人民币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与国际货币秩序变革
第四章 “一带一路”与大国外交
共建“一带一路” 谋求合作共赢
当东方遇见西方：携手共建新丝路
“一带一路”：大国之翼
中国需要亚洲版的大国外交
“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中的大国合作
西进，中国地缘战略“再平衡”
第五章 “一带一路”下产业大趋势
中国基建新方向
“一带一路”会助力哪些行业
“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投资新格局
“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中的大国因素及应对策略
基础设施：高铁走出去
农业：“一带一路”下对外农业合作
第六章 “一带一路”是机遇更是挑战
被误读的“一带一路”：怎样从战略上保证中国利益
美国为何对“一带一路”疑虑重重
俄罗斯为何对“一带一路”疑虑重重?
中国必须争取印度参加“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吗？
如何应对“一带一路”中的地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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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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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一个突破性，全局性的长期战略。“一带一路”是打造中国与相关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大的战略构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最终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同时，“一带一路”也将带动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的大战略。因此，“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
为什么要“一带一路”？
第一，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的世界经济在重构。过去那种“西方消费、东方制造”这种国际分工的模式现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国家——美国、欧洲的消费能力会下降，它们的储蓄在增加。它们再靠借钱来消费难以为继了。同时，国际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对“东方制造”产生了很大的挑战。 我国过去的靠大量出口、巨额顺差的模式也不得不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开辟新市场，调整我们的对外开放模式。
第二，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产能过剩，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各国都面临的大问题。最近出现的石油及大宗产品价格大量的下降，都跟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范围内也要新需求，要有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美国主导的TPP\TTIP 需要第三极来平衡。 就美国大力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TI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目标来看，TPP 和TTIP 涵盖的内容与贸易自由化的水平都远高于正在谈判中的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是依照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贸易规则标准。美欧市场规模在全球占主导地位，TPP 与TTIP 一旦形成，现行多边贸易体制有可能会被边缘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排除在TPP 与TTIP 的谈判之外， 如无应对措施， 美国主导下的TPP 和TTIP有可能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地缘经济困局。因此，需要第三极来加以平衡。而被排除在TPP，TTIP 之外的国家， 大部分恰好就是在这“一带一路”之上。
第四，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一种新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年我们的开放战略是引进来的战略，我们把国门打开，把资金引进来，技术引进来， 把产品卖出去。而这种开放模式，现在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重要的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 因我国劳动工资的不断上涨，现在的基本工资，加上社保等其他成本，要年均四千到五千美金一个劳动力。 这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发展中国家里， 已经是相当高的劳动力成本了。所以一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要转移出去。 这部分企业要走出去。同样， 中国是一个资源并不富裕的大国，也需要走出去开发资源。 实际上，我国从去年开始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净投资国。 2002 年时我国对外投资还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现在已经变成世界上第三对外投资国了。
因此，从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在新时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新战略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起来。虽然它叫“一路”，叫“一带”， 但其范围与意义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种“带”，“路”的概念。实际上这是我们新的未来开放的一个大战略。 这“一带一路”，在这里包括国家有65 个，人口是44 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它整个的外贸、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是13.9% 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而且预计未来的10 年，在 “一带一路”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的13，真正成为第三极。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65 个国家里中相当多的国家，人均GDP 才3000 多美金，人口近30 亿， 跟我国就会有一个发展的差。这就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创造出非常大的市场。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以推动实现区域内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 其中以中国对外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等领域将是核心部分。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配合国家的大战略， 抓住这一个大机遇，以“一带一路”优先。
在“一带一路”上，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很多区域的、多边的、双边的合作机制。笔者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了很长时间。 早在1990 年初的时候，亚行就开始推动各种各样的亚太经济合作形式，如大湄公河三角区，中亚经济合作区等等。在过去的20 多年里做了很多的铺垫。各国互联互通的概念，亚太经济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很多的项目都已经有了初步的设计。 “一带一路”将在这些基础上， 把已经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推到更高的层次上。要真正发挥好“一带一路”的引领工作，我们需要有一系列开拓性的政策与措施。
首先，要建立有效的“一带一路”政府间协调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发展水平差异大、利益诉求很不同，应尽快制定以双边为主， 多边为辅的操作性强的政府间交流机制，争取我国的对外投资方向、项目与各国实现项目合作和战略对接。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成立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建设一批合作典型项目，产生示范效应。
再者，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帮助沿线国家改善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通过高铁、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的合作开发、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等一揽子安排，推动亚欧经济一体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每年亚洲国家需要73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现在已经涉及的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包括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还有油气管道，包括电力通道、通讯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带一路”，特别是在“一带”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投资方向，而这个领域恰恰又是中国的强项。这不但在于我们有很强的土建与设计能力，还包括我们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带资参加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各国是非常欢迎的。根据我们在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经验，基础设施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能产生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 投资风险相对较小。
第三， 跟一般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不一样，我们的对外投资除了基础设施后， 还可以有其他的产业投资同时跟进。 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去就容易发展，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去，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还得起建设的钱，发挥其经济效益。中国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外迁时期，把一部分产业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去，把我们相对比较成熟的工业，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产业都可以作为我们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第四， 应该尽快推出一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清单。在发展中国家， 积极推进若干产业园区建设。鼓励国内企业和沿线内陆沿边地区依托现有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通过合作、合资等灵活方式，在境外合作建立产业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种类型产业合作区。把基础设施投资、园区建设、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参与国多方受益， 特别是在就业、出口、财政收入及外债偿付能力等这些参与国最关心的领域要有显著的改善。
最后， 要积极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框架。“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当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备。以这两大机构为投融资平台，去搭建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基础设施投融资框架。有关部门应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并出资成立其他类型基金。鼓励国内银行与金融机构到“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还可以发行长期债券，特别是动员更多的私人部门的资金以PPP 模式（公私合伙制）投资。还可以通过国际金融组织中长期贷款、外国ODA（政府间援助）、以及“联合融资”方式予以推进。
“一带一路”风险何在？
我们也应该看到，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还须克服诸多难题。它将深入多个区域安全高风险地带推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缺乏多边自贸安排和有效投资合作机制，制约了区域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一带一路”还有可能挑战国际秩序易引发大国战略冲突。
首先是大国关系问题。中美、中欧、中日，这些国家跟“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对“一带一路”的推动有些的疑虑。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事关重大。
除了这个之外，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特别是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过大。这都让我们的投资者，不管是政府的投资还是民间的投资，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这里还涉及一个政局、民族、宗教的矛盾，又特别复杂。所以在“一带一路”，特别是在一“带”里，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好研究和处理。
除了外部风险之外还有我国企业内部的风险。 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相当不足，企业在国内政府种种政策的呵护下还能生存，走出去到比较恶劣环境里还能不能生存？从总体上来说， 我们的企业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不得不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
除此之外， 还有国家保护主义的风险、产业本身的风险、汇率的风险、金融的风险以及社会的风险；投资东道国对我们发展这些领域，对它环境的要求、法律的要求、劳工福利的要求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面对的巨大风险、巨大挑战。
为减少风险， 首先要重新梳理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应该考虑根据形势的变化， 特别是对那些中国企业投资较多的国家， 重新修订双边的投资保护协定。为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政府还应当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发布；利用外交手段同相关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经济外交支撑。充分利用相关国际法制规则应对风险。企业应全面客观地评估重大投资交易的政治风险；积极开展多方位的公关活动，融入当地社会以缓和矛盾；主动参加包括世界银行
与各地区域性国际开发银行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合理进行风险转移。
为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汇率与金融风险，应进一步支持出口信贷，扩大“走出去”企业的融资渠道；国家要鼓励银行金融企业走出去， 到企业投资密集的地方去提供服务；企业应当加强对汇率与金融风险的管理，合理利用各种金融避险工具，不断降低财务风险。
最后， 要提高走出去企业环保意识与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行为。 将环境影响评价、协议保护机制、生态补偿 生态服务费 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其中；倡导企业树立环保理念，尊重东道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障劳工合法权益，实现自身盈利与环境保护“双赢”；投资合作项目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环保方面的许可，履行环境影响评价、达标排放、环保应急管理等环保法律义务；鼓励企业与国际接轨，研究和借鉴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采用的环保原则、标准和惯例。
国务院参事: 汤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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